沉淪的社會工作？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

文/譚亮英 季耶

大澳社區工作隊社工謝世傑

就在社福界同工都關注基督教女青年會與民政局局長曾德成聯手壓迫大澳社區工作隊社工謝世傑事件的時候，台灣南部居民還受著颱風帶來的特大水災的磨難。雖然去年大澳雨災的規模不及今次台灣的，但兩地水災同樣揭示社區建設滯後和當局救援不力的問題。我們試想：假如過去大澳沒有像謝世傑一類熱誠的社工去協助居民爭取權益，你覺得這樣的大澳居民能否抵禦更大的災害？假如社工不作為，又或者社工站在政府和保守勢力一邊說服居民放棄爭取，以維護所謂「社區和諧」，你覺得這樣的社工是否稱職？

才不過十年 已面目全非

很多社福界同工不是不想發揮所學，而是社福界生態變化太大，而令其感到難以做好，寸步難行又深感壓抑。很多人已指出自2000年整筆撥款開始的一連串福利改惡的過程，政府和福利機構上層怎樣聯手把社會福利市場化和商品化，在資源增值的美名下怎樣一次又一次的削減福利，社會工作促進人權和社會公義的價值怎樣被肆意扭曲。這些都不必多說。

值得提出的是，看來政府不會對社福界實行全面的私有化，即不會全部出賣給商業機構，但是，政府計劃徹底改變社會服務的運作方式。一種充滿「小政府、大市場」的新右派思維的公共部門管治模式「新公共管理主義」（New Public Managerialism）90年代最初運用於英國，現在終於在香港登場。它認為只要公共部門「更好的管理」就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而「更好的管理」的關鍵在於市場化。它強調量化績效（SQS….），把受眾塑造成消費者（錢跟老人走…），同時打造社福界的內部市場，要福利機構為合約和客源彼此競爭（服務競投…）。

最近，它更標榜「證據為本的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等「新方向」，進一步把福利服務帶到一個純技術官僚管理的「非政治化」的世界。它強調官商民伙伴關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甚至強調顧客參與諮詢機制（美其名曰「持份者充權」），但這樣卻把福利服務改造成「個人市場消費行為」。社會福利的社會公民權和民主問責的傳統受到嚴重侵蝕。

這樣的社會工作，由於被新右派思想主導的政府控制住，她將比過去更加無力處理日益嚴重的貧窮和社會排斥等問題，反而淪為協助權勢者粉飾太平的幫手：不加批判的推銷「社會和諧」；為那些極度剝削的大集團加冕（假如其覺得有幸一展關懷的話）、「好好生活運動」淪為叫基層苟活下去，而不去揭示造成市民艱苦的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強調甄選申請項目的標準之一是「重視建立伙伴關係，強調商界及專業界別對社區的參與」，引導非牟利機構按商界的期望重組福利服務的意圖明顯不過。

在社福界幾乎面目全非的時候，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FSW）2000年通過的原則聲明是否有點恍如隔世？

「社會工作專業宣導社會變革，促進有關人類關係的問題解決並推動人們的增權和解放以增進福祉，通過運用關於人類行為和社會系統的理論，社會工作介入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礎」。

「我們不是來幹這樣的社會工作的！」

今次事件揭示，至少自整筆過撥款推行開始，不到十年，社福界的生態便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權力更集中在政府官僚和社福機構上層中，而中基層同工普遍存在無力感，服務使用者被重構為「消費者」，在福利市場內購買已外判的服務。社福機構上層往往和政府深相結託，各得其所，而把社會工作平等公義的價值和基層權益都出賣掉。

整筆撥款推行已近十年，飽受蹂躪的社福界幸存下來，但她的功能差不多只剩下控制和監督，作為充滿關懷和增進大眾福祉的社會福利幾近消失。無疑社福界前景非常暗淡和悲觀。但是，在每個足以令人絕望的理由背後，我們要去尋找足以產生希望的理由。何況，有人已在尋找呢！

五年前，英國一群同工、服務使用者、社工學生和進步學者發起草根網絡「社會工作行動網絡」（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喊出「我們不是來幹這樣的社會工作的！」（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並通過《社會工作與社會公義：呼籲新實踐的宣言》，期望凝聚力量，反擊社福界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改惡。本地同工會否借鑒外國的經驗，擺脫無力感，建立批判的、進步的和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實踐，而不再是自覺迎合或被迫推銷統治階級設定的價值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