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21世紀的激進社會工作
Iain Ferguson著，季耶 譯
按：文章原題‘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radical 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刊於斯洛文尼亞社會工作期刊Socialno Delo，2006年，第45期，頁183-187。論文頭一節是談2005年卡特尼娜風災的意義，因與文章主旨關係不大，故翻譯時略去。作者Iain Ferguson是英國斯特靈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高級講師，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Sage , 2002,合著）和《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 Sage , 2008）。作者2009年5月底將出版新書《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Policy , 2009）。
是當前這種越來越不平等又失掉社會團結性的背景，使我們要再來談論社會工作的激進傳統的價值。這談論並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妄想再現20世紀70年代的場景，而是因為社會工作的激進傳統對於社會工作的受助者在21世紀所感受到的不平等和壓迫最能夠給予關注和反對。
激進社會工作的傳統
正如Jones (1983)、Butler與 Drakeford (2001)的著作中所說的那樣，社會工作總是帶有一個激進的內核，帶有激進主義的傾向，甚至像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慈善組織協會（Victorian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那樣是一個完全保守的組織也是如此。比如Susan Pedersen在一本為傑出的社會工作者、後來還成為下院議員的愛琳娜‧羅絲本（Eleanor Rathbone1872-1946）所寫的傳記裡，曾提到了羅伊登（Maude Royden1876-1956）。羅伊登像當時的很多志願者一樣，來自富有的家庭，於19世紀末期在利物浦的福利安置區（Settlement）工作了18個月：
她不輕易責備人家，她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足以讓 COS的理論家們大驚失色。一個碼頭工人的遺孀向她懺悔，自己已經把300英鎊的丈夫死亡撫恤金胡亂花得乾乾淨淨。羅伊登認為「她得到這唯一的機會這樣花錢，真是太好了!」那婦人一一說出她買了些什麼東西，他們兩個人「尖聲大笑」。
羅伊登顯然非常失望，福利安置區的理論和實踐根本就無力解決貧困問題。她承認自己
「就像白癡一樣，分不清什麼是值得，什麼是不值得的!」在她看來，這裡所有的婦女都「窮得無法形容」。她能夠理解為什麼他們整天喝的像酒鬼一樣。「貧窮、不幸的人兒！如果我住在蘭開斯特大街，我也會像他們那樣愛喝。」
在20世紀開頭，實行了社會工作教育的正規化，作為一種手段來防止友好訪問者被受助者的毛病傳染。這說明了：持有像羅伊登同樣觀點的人，不限於很少數(Jones, 1983)。
知道了這點，就毫不感覺奇怪，在激進傳統的大部分歷史中，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只算是少數派的傳統。當它竟然出現的時候，大概就是正在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而且常常是響應更為廣泛的社會運動（Thompson, 2002）。比如Reisch 和 Andrews在其關於美國激進社會工作史的書中講到，一戰的爆發導致很多社會工作者湧現出來，最著名的有珍．阿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她積極參與了反對美國參戰的運動。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經濟的大蕭條，使得很多社會工作者參與了草根運動（Rank and File Movement）；該運動的核心人物是馬克思主義者藍諾茲（Bertha Capen Reynolds1886-1978），它也積極支援工人的罷工鬥爭。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巴西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思想深深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的許多社會工作者。他們把社會工作當作是反對貧困、反抗獨裁、爭取社會正義的武器。最為有影響力的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的興起以及歷時多年的民權運動和工會鬥爭使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社會工作者認識到，社會工作的範圍不能僅限於針對個別的心理-社會個案，更要去探究受助者（client）問題的物質根源。有幾次激進的社會工作方式出現的原因，是對於那種往往令人覺得是太狹窄的大部分醫療性的社會工作感到不滿，是因為這樣的工作沒有做到既關注到受助者較大的生活環境，又充分地應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變遷的問題。這種原因使人們想要有一種不同的社會工作。激進的社會工作對個案工作的批判，主要是個案工作把受助者以及他們的經歷都個人化和病理化，而忽視了與他們的問題有關的結構性因素。如此的著重點，在激進社會工作教科書的編者給激進社會工作所下的定義上反映了出來：
我們覺得，激進的社會工作，本質上是指我們要去瞭解受壓迫者在其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Bailey and Brake, 1975）
當然激進社會工作還有其他方面的內涵，包括：對福利國家中壓迫者和統治者的批判；呼籲社會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建立友好的合作關係，不僅僅是在個人層面（這是在我們現有的受助者參與的方式之前就有的），而且還包括集體的組織層面；.強調通過集體方式來解決受助者的問題，如社區工作和社區行動，這在1980年代促成了諸如殘疾人運動的興起；它要求社會工作者要參與到工會中，和其他工人組織建立起聯繫，等等。不過，考慮到激進社會工作在21世紀的重要性，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關注社會環境，而不是強調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雖然早就應該在社會工作中更加強調集體方式，但是很多當代的激進社會工作者都同意Jan Fook的觀點，認為此外還有一系列的工作方式，包括個人的方式，也屬於激進性的。好的個案工作像社區工作一樣，也是監護制度主要的受害者之一。
我們強調社工關注社會環境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我們要認識到、並進而分析當前占主導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如何改變了實際社會工作的方方面面，不論它是像對待塞內加爾或哥倫比亞那樣，通過輸入結構調整計劃，還是像在英國及其他國家那樣，把社會公共事業逐步私有化，從而把社會工作者的作用變成監護人那樣（Ferguson, Lavalette and Whitmore, 2004）。John Harris (Harris, 2003) 和英國的 Chris Jones(Jones, 2004)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分析很好的範例。
第二，我們要努力去研究造成受助者行為的原因。以前，瞭解受助者行為的原因一直是社會工作的中心內容（England, 1986）。然而後來，至少在英國，社會工作日益由深入向表面轉變了(Howe, 1996)。政府和社工管理層最為關心的不是去瞭解受助者的行為，而是通過對風險的評估和管理去控制受助者的行為（Parton, 1996）。許多所謂「有根有據」的做法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把精神、政治和道德的問題化為「如何才有效」的技術問題，有關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大環境問題則刻意抹殺了（McIvor, 2004）
第三，通過社會環境來理解受助者就意味著，社會工作者需要挑戰和反抗官僚的權威，需要抨擊很多歐洲國家的政策，無論它是保守的還是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政策(Lavalette and Mooney, 1999)。比如， 1993年一名男童被另外兩名男童殺害，當時的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就建議「我們需要少一點理解，多一份譴責」（引自Ferguson, 1994）。這種言論對民粹主義的政治是有利的，但對社會工作就非常有害。但是這種強調客戶至上、把受助者當做客戶的理念，反過來往往就是十分苛刻對待那些未能達到「合格客戶」標準的人群，主要就是尋求庇護的人、難民、青年人、心理健康有問題的人和貧窮的父母。社會工作作為一行職業，只有打算在這些問題上採取明確的立場，公開宣佈捍衛這些受壓迫群體的利益，正如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FSW）打算要做的那樣，我們自認是札根於社會正義的職業才不致成為空談。
總結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政權的倒臺，美國國務院的研究員福山就宣稱「歷史終結了」，他的意思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戰勝了它所有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敵人，從而戰爭、甚至局部戰爭都將終結（Fukuyama, 1992）。這一學說又被進行了後現代的潤色，認為再也不會有「大歷史記述」了，再也不能從整體上去理解世界了。但事實上大多數人都明白，在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我們還看見過太多的歷史，不管那是19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地區，還是現在的伊拉克戰爭，還是最近新奧爾良的災禍。很明顯，那些風行一時的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和「新美國世紀計畫」的新的大歷史記述，不管它們在其他方面做到了什麼，並沒有把這個界變得比較公正或和平。
但是我最後想說的是，殘酷只是現實的一個方面。在一方面，正是由於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不滿，現在已經爆發了全球範圍的抵抗運動，其規模是自上世紀60年以來都沒見過的。全球抵抗運動起源於1999年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西雅圖會議，從那時起，這一運動就持續不斷地大規模開展起來，如，2005年在熱那亞、布拉格和蘇格蘭谷地進行的反對八國集團的示威遊行；在Porto Alegre 和 Mumbai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在佛羅倫斯和倫敦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反資本主義運動或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在挑戰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信條，並且指責這種意識形態對全世界人民所造成的巨大損害。它的口號有「世界不是商品」、「另一個世界時可能的」。該運動已經在向世人昭示，我們可以按照公平、民主、多樣性和可持續性（justice,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這些理念來重新構建我們的世界(Ferguson, Lavalette and Mooney, 2002; Callinicos, 2003:112)。2003年2月15日，盛大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參加人數超過了一千萬，紐約時報稱之為「世界第二權力中心」（‘a second world power’）。在過去，社會工作中的激進運動往往是由於響應和加入這種社會運動而發展起來的（Thompson, 2002）。最後我要說：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工作的不滿，以及日益增強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無論是在社會工作的範圍之內還是之外，都可以幫助一種新的社會工作的方式或者新的世界觀發展起來，它能夠把傳統的社會工作裡面最好的成份與比較激進的結構性的工作方式融合起來，而它將成為比1970年代的激進社會工作更廣泛許多、也更強許多的國際性的運動。
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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