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正名：中國的非洲戰略與國家形象
作者：李安山
轉載自：李安山的博客
全球化將中國與非洲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中國的非洲戰略日趨成熟並引起世人矚目。不斷擴展的中非關係屢遭西方大國及媒體的誤讀、曲解以至攻擊，非洲輿論也受其影響。 2006年，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中國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國150年前所為。這一論調引發國際上對中國非洲戰略的激烈討論。由於西方話語佔主導地位，中國的國家形象受到損害。
本文的“國家形象”特指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即別國對該國的總體印象和看法，主要包括三個層面：政府觀點、學者評論和民間（包括非政府組織）印象。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國家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喬舒亞·雷默認為這一形象“在某種意義上將決定中國改革的前途和命運。”[1]然而，話語權的存在和資訊技術的多元往往使這種形象與現實不符。正面國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和公民的主觀努力。值得警醒的是，宣傳是中國非洲戰略的弱項，這已為美國戰略學者註意。 [2]本文認為，中國的非洲戰略對國際秩序產生了重大影響。作者反駁了對中國非洲戰略的誤讀，並提出了塑造正面國家形象的有關策略。
一．中國的非洲戰略及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中國非洲戰略是國家戰略的有機部分，既構成發展戰略（如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國際戰略（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密切相關。 [3]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非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1950-1978年為正常發展期。中國的非洲戰略集中在打破西方及蘇聯的封鎖，爭取同盟軍。中國對非援助集中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族運動、非洲獨立國家的反霸鬥爭以及援助非洲各國的經濟建設（如坦贊鐵路）和促進非洲國家民族建構（如大型標誌性建築）。 1979-1994年為過渡轉型期。文革結束帶來了戰略重點的轉移。這一時期的非洲戰略有兩個特點，配合改革開放和將重點放在與台灣爭奪非洲國家。 1989-1995年，6個非洲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外交遭受重挫，也使對台工作成為非洲戰略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1995年至今為快速上升期。對非政策受到新時期戰略決策的影響，逐步完成了意識形態從強調到弱化、交流領域從單一到多元及合作性質從注重經濟援助到強調互利雙贏的三重轉變。 [4]
新時期的中非關係具有四個特徵：首腦外交奠定雙方關係的基礎，平等觀念構成這一關係的靈魂，互利雙贏體現了中非合作的實質，規範機制形成了中非關係持續發展的保證。 [5]然而，中國非洲戰略面臨著重塑正面國家形象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一戰略對現存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產生了顛覆性震盪。歐美大國長期經營的國際秩序正被中國逐漸擊破：中國的政治號召力已通過2006年中非峰會表現出來；經濟影響力的提升使中國成為非洲第二大貿易夥伴。西方發現：蘇丹等國因有中國支持對其警告置若罔聞；尼日利亞等國對英國的忠告不置可否而對中國項目過於傾心；法國公司在尼日爾等國的交易因中國的界入已不能隨心所欲；新成立的美軍非洲司令部竟然在非洲大陸難以找到駐地。
歐洲聯盟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先後於2005-2006年之交發表了對非戰略文件，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歐盟學者布恩特·伯格發表文章分析了歐盟的憂慮—中國在非洲的影響日增已成為歐盟決策者的關注重點。美國認為中國對美構成雙重挑戰：中國保護違反人權的國家以及無視非洲國家治理和透明度問題，新興國家在未來5年將援助翻番並加強在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的公開競標等措施將使美國公司處於不利地位。歐美國家認為：中印等國是非洲的“新來者”或“局外人 ”，將對西方利益構成威脅。 [6]這種對新興國家可能帶來的麻煩和威脅的敏感說明了為何西方力圖使這些國家遵守現存的遊戲規則，將其納入既定的國際體系之內。
國際事務的處理原則和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歷來以西方觀念和規範為依據。由於中國因素的界入，傳統的國際關係正在改變：非洲在對外來援助理念、對經濟制裁的看法、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和對經濟秩序的安排等問題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立場，西方優勢正被打破。非洲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完全被動變得較為主動。在西方看來，中國及新興國家對戰後西方集團精心構建起來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挑戰極具顛覆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顛覆近代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挑戰由西方制定的遊戲規則；衝擊西方在非洲各方面的優勢地位。
首先，中國與非洲平等合作和互相尊重的政治關係是對由西方主導的建立在現實主義理論之上的國際關係的突破。其次，中國與非洲互不干涉內政的外交方針和援助是雙向的理念使西方強調只有在提高治理能力的基礎上才能提供援助的主張失去法理性和實際效果。再次，中非雙方在經貿關係上的互惠雙贏原則使一直利用其殖民遺產繼承性在非洲壟斷金融、原料生產和成品加工地位的西方大國受到威脅。最後，中國的發展模式比在西方中心論基礎上製定的現代化模式和發展戰略對非洲更有借鑒意義。 [7]
二．中國的非洲戰略：誤解、批判與正名
中國非洲戰略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既有老一代領袖的思維，也有新一代領導人的貢獻。從1995年以來，中非關係的迅速發展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既給西方以巨大刺激，也給非洲以強烈衝擊。中國的非洲戰略十分明確：與非洲建立政治互信、經濟互利和文化互鑑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各種誤解與批判應運而生。前殖民宗主國對中非關係的發展非常敏感，一些非洲人及非政府組織也對中國在非洲的發展產生疑惑。目前，國際上的誤解和指責可概括為以下負面論調：近年擴張論、新殖民主義論、掠奪能源論、漠視人權論、援助方式危害論、破壞環境論。對於前三種論調，本人曾撰文進行過分析。 [8]在此只作少許補充。
英國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2006年2月訪問尼日利亞時表示：“中國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數是150年前我們在非洲做的”。這是“新殖民主義論” 的含蓄表達。有人表示：中國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 [9]這種誤解或指責主要牽涉三點：中國在掠奪非洲資源方面與西方無區別；中非經濟交往既打擊了非洲同類行業，也未能解決當地就業問題；中國在政治上控制非洲國家，將蘇丹等國作為自己的“前哨站”。 [10]
1995年以來，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量不斷增加。由於中、印等新興國對原料的需求，非洲原料價格上漲很快，為安哥拉和尼日利亞等國“帶來了意外之財”。 [11]新興國家與非洲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遠不止這一點。除提升價格外，對能源的需求引發了國際社會對非洲的重視，非洲在海外市場、投資項目和合作夥伴等方面的選擇餘地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國對能源方面的投資往往加上改善基礎建設的項目，從而為非洲本地和外來投資者提供了更好條件。令人費解的是，西方對中國從非洲進口資源大加指責，對另外三個事實視而不見。其一，西方石油公司一直在非洲國家開採石油和其他資源。埃里卡·唐斯指出，中國在非洲的石油資產遠比不上歐美。 2006年，中國公司在非洲的石油產量平均每天為26.7萬桶，只有非洲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三分之一。中國在非洲的項目都是歐美不感興趣的項目，許多是國際石油公司放棄的項目。 [12]其二，中國的項目均為雙方同意並通過國際市場競拍得來。其三，中國也在與其他國家進行能源交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澳大利亞等）。為何無人對此進行責難？為何澳大利亞歡迎中國能源開采的合作？這是否有雙重標準之嫌？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雖互補性較強，但有些行業確實存在競爭。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所長穆萊齊·姆貝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對南非而言既是誘人的機會，也是可怕的威脅。 [13]這種競爭主要表現在勞動力和市場方面。一些中國公司考慮到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和成本問題，傾向於從國內帶去勞動力，這無疑給非洲勞動力市場帶來衝擊。目前，一些中國大企業意識到這一問題並力圖糾正。 [14]中國一些產品（如紡織品）確實與非洲的同類產品形成競爭。然而，這並非中國單方面的問題，非洲企業也面臨在經濟全球化中提高產業水平和競爭力的挑戰。即使中方自願減少紡織品輸出，其他國家（如越南、馬來西亞）的紡織品也會乘虛而入。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應“樹立大國風範，幫助有關非洲國家進行紡織品工業的結構調整，以提高其產品的競爭力，推動中非經貿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15]
至於中國對非洲進行政治控制的說法毫無根據。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歷來不干涉他國內政。以中國與蘇丹的石油交易為例。 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公司撤出蘇丹。中方有意購買其股份，但蘇丹政府從投資多元化的角度考慮拒絕了中方請求，將股份賣給了出價更高的印度公司。 [16]中國對蘇丹政府的決定並無異議。這一事實說明兩點：中蘇均為獨立國家，有權做出有利於自己的決定；中非能源交易是一種純經濟行為。
漠視人權論
西方政府以及媒體對中國的攻擊之一是中國忽視人權，英國皇家非洲學會會長理查德·道登甚至認為“中國人喜歡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 ”[17]在“漠視人權”或“支持獨裁政權”的指責聲中，中國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與蘇丹、津巴布韋等國政府發展友好關係都成為罪狀。 [18]中國與蘇丹合作的成果之一是蘇丹從石油進口國變為石油出口國。對於達爾富爾危機，聯合國環境署的最新報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環境惡化。 [19]中國堅持通過平等對話協商的政治方式解決危機，並一直在發揮建設性作用。由於中國的推動，蘇丹原則上接受安南秘書長三階段維和方案並表示願進一步顯示靈活。中國支持非盟及相關國家為解決地區衝突所做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繼續支持並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使達爾富爾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中國向蘇丹派出維和工程兵部隊並不斷對蘇丹進行人道主義援助。 [20]
津巴方布韋總統穆加貝因不能滿足西方要求而受到英美批評。 2005年，穆加貝從治安和衛生出發對首都棚戶區進行整治，遭到西方譴責，英美呼籲非盟做出反應。然而，非盟認為無權隨意干涉成員國內政，支持津巴布韋抵制西方制裁。 [21] 2007年3月，穆加貝為穩定局勢對反對派領袖採取措施，受到英美嚴厲指責，但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領導人專門開會，一致支持穆加貝，並要求西方取消對津的經濟制裁，這說明對非洲政局的干涉不得人心。 [22]不干涉他國內政及援助不帶任何條件是中國從1950年代以來的一貫政策。西方在批評中國外交政策時無視以下事實：中國對蘇丹和津巴布韋的立場與非盟一致。在最近召開的歐非峰會上，非洲首腦一致支持穆加貝總統。英國首相布朗因抵制穆加貝未出席峰會，德國總理默克爾對穆加貝提出批評。這些舉動引起非洲首腦強烈不滿。 [23]實際上，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也存在不足之處，為何西方國家仍爭著與中國做生意？中美雙方就人權狀況互相批評，但這並未影響雙方貿易往來。為何對非洲一些國家就應持特殊政策？這是否也有雙重標準之嫌？
援助方式危害論
這種論調集中在三點。其一，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國家援助附帶政治條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國家肆無忌憚地行使專制權力。其二，中國對非援助數字不透明。其三，中國的援助以國家貸款形式幫助非洲國家的經濟建設，這種新貸款將使非洲背上新債務。
西方認為非洲國家普遍缺乏管理能力，中國以各種方式向非洲貸款，不僅難以幫助其正常發展，反而會使其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並對其政治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不論其經濟效果如何，中國人的錢即便沒有明確的政治意圖，也還是會對非洲的政治發展產生有害的影響。”[24]中國歷來不將援助看作是單方面賜予，而是相互的（非洲國家多次給予中國各種支持，如1971年中國進入聯合國、1989年中國遭遇政治困境、1999年中國譴責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和2006年陳馮富珍順利當選為世衛總幹事都是明證）。 [25]中國的貸款形式正處於嘗試階段。發達國家由於擔心非洲國家的償還能力而拒絕提供貸款，這無助於非洲發展。中國希望通過貸款開發一些可提高生產能力的項目，這有利於非洲的經濟發展。
“中國對非援助不透明”，這一批評基本符合事實，但要具體分析。第一，數目難以核實。中國援助部門經歷過多種變化，目前援非由商務部負責，但各省市及部委仍自有項目；高層領導人出訪時又自行掌握；各部委缺乏溝通，援助總數難以確定。第二，中國援非項目雖效果較好，但援助額與西方相比很少，公開出來無宣傳效應。 [26]第三，中國的貧困人口不少，在未解決本國貧困的情況下援助非洲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政府對公佈援助額有所顧及。第四，公佈數字可能在非洲國家中引起攀比，給外交工作帶來困難。第五，與中國文化傳統有關。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援助非洲是一件好事，但應多做少說。可以肯定，任何受援國都不願意援助國提及援助的數額，這合乎人之常性。
破壞環境論
這種批評集中在三個方面：石油開採、木材開采和修建大壩。非洲學者和非政府組織多對中國的石油開采和修建大壩提出批評。有的蘇丹人指出，中國石油公司徵用土地破壞了當地傳統生計，使上尼羅河北部的居民流離失所，對南部居民缺乏尊重。西方公司受到公民社會的監督，不敢從事有悖於人權和道德的開採活動；公眾輿論迫使加拿大、奧地利放棄蘇丹的石油開採權，但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度的石油公司由於缺乏公民社會的干預，購買了這些特許權。 [27]對中國在非洲修築大壩的意見集中在蘇丹和莫桑比克。以倫敦和喀土穆為基地的蘇丹人組織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庫裡十分活躍，自稱代表麥洛維大壩受害者的利益。他使用一些西方媒體的資料批評中國迫使產油區居民遷移；還提到中國參與修建的麥洛維大壩迫使3個民族群體遷移，影響到眾多居民的生活。 [28]一些非洲學者對中國在莫桑比克贊比西亞省的木材開採以及中國資助的姆潘達-恩庫瓦大壩的建設十分不滿，認為這是“中國漠視人權以及對其所資助項目的環境影響不重視的極好例證”。 [29]
對這種批評應具體分析。這牽涉到兩種關係，即發展和環境與局部和全局的關係，是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當然，在大壩修建之前的環境評估應由有資質的當地公司或知名國際公司進行。中國進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這種採掘型工業對環境破壞較大，加之個別中國企業將國內的一些工作模式（勞動時間、待遇與條件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引起一些非洲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批評和抗議。中國政府應採取正確態度，既要重視問題，又不要過敏。在批准國內公司赴非時應設立標準，加強當地法律教育。對非政府組織的批評應該理解。非政府組織多受西方資助，背後不能說沒有西方因素，但它們對本國環境的關切並非僅針對中國。一些非政府組織甚至將有的西方公司告上法庭。中國祇有製定有效措施，將資源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切實考慮當地利益，才能樹立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三．正面國家形象的塑造：行動與宣傳
針對國際上對中國非洲戰略的各種反映，中國政府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應具備一種全方位的策略，一個整體規劃。這種策略分為政府行為與非政府行為，涵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它實際包括“做”和“說”即行動與宣傳兩個內容。
行動方面
這主要指中國在非洲的一切活動。這些活動應有章法，守規矩，有理，有利，有節。做得漂亮，才能為確立正面的國家形像打好基礎，為宣傳提供素材與依據。
1. 介入
互不干涉內政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決不能放棄。然而，非盟的“互查機制”和“非漠視原則”提出了對成員國適當乾預的新理念。《非盟憲章》中的“非漠視原則”規定，非盟有權在成員國出現“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反人類罪以及對合法秩序的嚴重威脅”等情況時可對其進行軍事干預，可在成員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時派部隊制止戰爭。中國介入非洲事務的最佳方式是與非洲聯盟及地區組織（如西共體和南共體等）積極合作。以非盟的決策和行動為依據。中國對達爾富爾問題的處理頗為得當，但前期顯得有些被動。
2. 援助
中國對非援助應先有政治、經濟、效益和環境的評估，後有等級劃分和效績鑑定。援助應認真聽取駐外大使的意見，有的放矢，目光長遠，既要急人所難，助人所需，又要避免短期行為或不顧後果或效益。 [30]優惠貸款項目的設立應引進競爭機制。大型援建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應通過當地資質機構或知名度高且持中立立場的國際機構的環境論證。除經濟援助外，教育、衛生和因地制宜的小項目是我國具有長期經驗的援助項目，運作良好，也直接涉及非洲的民生，應大力加強。歐美國家援助工作集中統籌的方式值得我國借鑒。
3. 投資
政府在鼓勵企業到非洲發展時應有相應措施以避免企業將國內粗放經營模式帶到非洲。 [31]中國在非投資需要非洲三方面支持：政府支持、地方支持與法律支持。非洲政府對中國企業多取支持態度。地方民眾的支持則需要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服務於當地。讓利應有具體標準，可由雙方政府和企業製定百分比。中國投資需要非洲方面的法律支持，應加強與當地的司法合作，對企業進行當地法律的教育，打擊不遵守當地法律的行為。莫桑比克政府將有關法律譯成中文，這是好的開端。只有各方努力才能使投資更具效益。 [32]
4. 政府外交方式
中國政府特別是駐外大使在外交方式上需適應非洲政治的變化，特別是對多黨政治的理解和對反對黨及非政府組織的策略上。贊比亞反對黨競選時的表態說明了非洲政治的新情況。駐外使節應與非洲社會各方面加強交流，應使非洲政府適應並認識中非合作的多渠道。中國政府對國內非政府組織的管理過於僵化，這既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立，也不利於國際交流。政府應以一些民間組織為渠道，加強與非洲非政府組織的交流與合作。非政府組織也可參與援非項目。與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合作不僅可以增強互相理解，也是樹立開放的中國國家形象的具體表現。
5. 多邊合作關係
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基礎上，中國應逐步加強多邊合作。西方國家雖對援非各有打算，但有一個關於“千年挑戰”的共同承諾。中國與國際組織、地區組織和其他國家開展合作既有利於配合協調及總體目標的實現，也有利於宣傳中國的援非工作。合作意味著公開，多邊意味著透明。多邊還有另一層意思，既政府與民營企業的合作，應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援非。發達國家有一些經驗值得學習。政府應加強對公眾的宣傳，建立相關網站作為交流平台，或通過大學擴大宣傳，健全私人捐助渠道，鼓勵志願者外援等。
宣傳方面勿容置疑，宣傳是貫徹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然而，有效的宣傳必須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這一點，中國國家形象的確立有賴於三方面：宣傳的內容、途徑與宣傳者。
1. 宣傳的內容
中國非洲戰略的實施過程有很多創舉，具有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的內容。 [33]這種新的理念和行為方式不僅使中國與非洲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同時對現存的國際關係提出了挑戰。主要包括援非的原則和理念與援非的項目和業績。
中國的援外原則與理念。平等互助與援助雙向的理念。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援助從來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責任與效率原則。國家交往有一種責任感，言必信，行必果。定時定點，落實到位。互惠雙贏的精神。在交往中既要考慮到本國利益，也要善於從他人角度考慮問題。只有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續。這些理念、原則和精神都是通過實際行動來體現的。
中國的援非項目與業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內容。坦贊鐵路—中國援非的第一大亮點。在西方各國、蘇聯及世界銀行以成本或客觀條件為由拒絕修建後，中國政府主動承擔了這一巨大工程，歷時11年（1965-1976），犧牲65名中國工人。 [34]這是一項豐功偉績，值得大書特書。援非醫療隊—中國援非的第二大亮點。中國從1963年起向非洲派遣醫療隊，到2006年已向47個非洲國家派出 1.6萬名醫務工作者，救助2.4億人次。這是中非合作中時間最長、涉及國家最多、成效最顯著、影響最廣泛的項目。援外醫療隊員的醫術和精神贏得非洲人民的尊敬，被譽為“白衣使者”和“最受歡迎的人”。大型標誌性建築。中國政府幫助非洲國家修建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建築。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為滿足非洲領導人好大喜功的心理。然而，深層政治意義在於：它們是國家獨立的標誌和國家民族的象徵，是文化非殖民化的體現。可以說，這些標誌性建築在非洲國家民族的建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5]基礎建設。 50多年來中國在非洲共援建800多個項目。這些項目強調兩點：因地制宜與助其脫貧。教育培訓。中國從1990年代初開始共舉辦多次培訓班，培訓班有兩個特點：中國的特長和非洲的急需。
從2000年以來，中非合作的新模式已取得良好效益並贏得非洲國家的認同。然而，西方話語霸權的存在說明：只有掌握“輿論主權”和“形象主權”，中國國家形象才會有質的改變。宣傳中不應忽略存在的問題和消極方面。只有這樣，宣傳才能以事實和道理服人。
2. 宣傳的途徑
由於中國主動融入國際社會的時間不長，在宣傳上尚屬新手，必須吸取他人的經驗並有所創新，才能使國家形象得到改善。具體可採取以下措施。通過影視方式（電視、電影和圖片展覽等）宣傳中非合作的成就。 [36]建立非洲留學生和培訓官員跟踪聯絡系統。這些留學生和官員是中非友好合作的主要力量。出資在國外報紙登廣告為中國政府作正面宣傳。 [37]建立立體型的宣傳體係與相關網站，對中非合作進行總結。 [38]可參照“博鰲論壇”方式組織“非洲論壇”，為中非合作的健康發展提供交流平台，也可為中國宣傳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提供一個新的舞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組織相關人員製造話題以反擊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話題的選擇要適當，既要有道德製高點，又要有針對性。
3. 宣傳者
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正面宣傳由誰來做，這是一個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從理性而言，這應由中國政府來實施。然而，從策略上看，由政府宣傳不如由非政府力量（主要是學者和各種民間組織）宣傳，由中國人宣傳不如由外國人宣傳。
由非洲人宣傳是最佳選擇。他們不僅可宣傳中國人在非洲的所作所為和帶來的好處，也可免去中國人自吹的嫌疑。學者是比較客觀的群體，對事物有自己的判斷，其宣傳將對世人了解中國及中非合作起積極作用。加納學者普拉是非洲第一代政治學家，任開普敦的非洲社會高級研究中心主任。他對中國在非洲的影響持正面看法，並多次就中非關係發表意見。 [39]他認為，中國雖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但從50-60年代起就一直幫助非洲從事基礎設施建設。非洲人應面對自身問題，考慮如何應對變化的形勢，從而最好地利用現有條件來創造自己的事業。 [40]尼日利亞歷史學家費米·阿科莫拉夫曾在《新非洲人》雜誌上撰文指出：中國崛起不同於西方，為非洲提供了經驗。 [41]她的觀點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貝寧學者吉尤姆·穆穆尼對中非關係的看法也比較客觀。 [42]這些具有良知和獨立意識的非洲知識份子對中非合作關係的宣傳最為有效。非洲人宣傳中非合作的好處不會引起民眾的反感。當然，由於他們未掌握話語權，其影響力主要在非洲，要影響西方，還需要西方人對中非關係進行客觀評價。
西方的語言優勢和話語霸權是現實存在。雖然西方學術界和民眾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抱有偏見，但除極個別外，他們一般是尊重事實的。我們應盡量利用西方媒體、學者或非政府組織宣傳中國對非政策和中非關係。肯尼思·金是愛丁堡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一直從事非洲教育的研究，曾在香港大學作訪問學者。由於有機會接觸中國社會和學者,加上經常前住非洲實地考察，他對中非合作有較深認識，並提出兩個觀點：中國與西方不同，總是從積極正面的角度觀察非洲；中非合作是一種“互惠”關係。這在西方學者中極為少見。 [43]德博拉·布羅伊蒂加姆是美利堅大學的發展學專家，長期從事中國對非洲援助的研究。她對雙方合作的看法比較客觀。 [44]她曾在美國企業研究所舉辦的有關中非關係的會議上指出,中國對非洲的態度比西方更積極。西方認為非洲是不斷需要援助的落後大陸，中國看好非洲的投資前景。中國對非援助不斷增加，獎學金數目翻番，向蘇丹派出工程隊，積極參與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 [45]世界銀行研究員布羅特曼較客觀地描述了中印在非洲的經濟活動。 [46]香港科技大學的貝利·沙特曼長期從事中國研究，他對中非關係實質的認識也相當客觀。 [47]
國家應加強對非洲的正面宣傳。國人對非洲的認識有兩個誤區：非洲窮；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太多。這種觀點只有通過宣傳來糾正。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援助將成為公眾關注點。作為納稅人，他們希望知道稅款花在何處。目前，援助是以政府方式進行，一旦人們開始注意外援工作，援助效率將成為關注點。缺乏正面宣傳和暢通的信息渠道將給援外工作帶來負面影響，並影響援助項目及製度的可持續性。中非關係的特點之一是首腦外交。然而，國家形象的塑造要有群眾基礎。政府應大力發展志願者行動計劃，使援助多樣化；這也能為中非關係增添活力，還能培養一批具有獻身精神且熟悉非洲的青年人才。
對中國的崛起，有人高興，有人擔心，這表達的是同一個信息：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影響至關重要。中國的非洲戰略應從“做”和“說”兩個方面向世界宣告：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非洲戰略對非洲和世界有著積極影響。如何影響？這是中國面臨的新挑戰。
（此文的修改版已在《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4期發表，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