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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敬慈

札铁工人展开了近年来少见的持续罢工﹐争取目标从金融风暴后被动反减薪,发展到主动要求加薪,可见在经济复苏之下,工人的信心增加了,劳资矛盾也激化了。如长实集团副主席李泽巨所言,扎铁工潮工已演变成全港问题。

特区政府在事件上的处理手法﹐表面上承袭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令劳资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谈判,政府的介入最多只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缺乏集体谈判权和集体劳资纠纷的法定处理机制,令香港绝大部分的罢工都是非正式的罢工(unofficial strike) 或者野猫式的罢工(wild cat strike)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罢工的频密及其对生产力破坏,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其工业关系上不干预的传统,今天的英国,‘不干预’ 已经成为了神话。

上世纪6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英国政府委任委员会(Donovan Royal Commission) 对工业关系进行研究,Donovan Report建议设立劳资纠纷的法定谈判机制,给于工会厂房代表(shop stewards) 正式的地位。Donovan Report也促成了英国第一个工业关系研究所在华威大学的成立,该学派代表人物Richard Hyman在其经典作品<<罢工>>中指出,工会应该是工人改善工作条件的集体手段,但现实上,面对来自资方和政府的压力,不少工会将维持与政府和资本有秩序的关系(orderly relationship) 当为首要任务, 最后导致厂房代表抗争文化的兴起,不少罢工连工会上层也无法控制。Hyman的分析我们从札铁职工会与其会员的关系演变中得到印证。不同的是,目前香港工会组织在政治上的分化和竞争,令工人有不同的选择。

和扎铁工人罢工相似的例子是今年英国的邮政展开了多次的持续罢工,反对政府设立2%的公营部门薪金调整上限,资方开始时不愿意谈判,工资上限由中央政府订立,并非一部门可以左右。在未处理邮件超过2亿而更多的工会准备就是否罢工进行会员投票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终就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扎铁工人的罢工会否出现同样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看工人的决心、耐力和能否争取更大程度的团结,但也取决于政府和资方的策略回应。部分经济学分析认为,工资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非工人的斗争,这种将经济抽离于政治的说法完成没有现实基础。一个行业工人的罢工,在关键时刻影响的不仅仅是该行业的工资,更是整体的劳资关系和利益分配。

在英国,新工党执政10年,流失了四百万选票和一半的基层党员,这个不受欢迎的政党却没有失去政权的危机,原因是人们对戴卓尔时期的保守党更加恨之入骨。人们无法忘记,1984年保守党政府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和操纵民意攻击工会的历史。政府和资方在罢工期间往往会利用‘民意’ 影响工人的信心和内部团结。从此之后,英国的社会政策全面向资方倾斜,劳方的政治力影响力大大减弱。今天在欧盟各国中,英国的劳动时间最长,工会权利最缺乏保障。

但和英国等经济发展水平相若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法律更向资方倾向。这同香港缺乏民主政治和工会的政治分化有关。香港工人有辉煌的斗争历史,1925到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罢工,国内两党对劳工运动的介入从此开始。一直到70年代,亲国民党的工团被纳入建制,亲共产党的工联会转为低调活动,才为政权以外的工会活动创造了空间。教协和不少公务员工会都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在此基础上在1990年成立职工盟,将争取民主列为纲领之一。

联合国所确认的核心工会权利,在香港的落实十分不理想,工人没有法定的集体谈判权,对罢工权的保障也十分不足,工人的组织权所能发挥的功效也因而受限。1997年回归前的立法局通过了职工盟议员提出民主派支持的集体谈判权权法案。讽刺地是,该法案在数月之后被包括工联会议员在内的临时立法会推翻。劳工权益牺牲于亲中和民主的两元对立之下。这正是扎铁工人无法和英国的邮政工人一样,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争取提高工资,而被迫走上街头的政治背景。

从这意义上,劳工运动的政治含义是无法否认和避免的。也正因为如此,扎铁工人的罢工值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为了数千工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个发展更平衡的香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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