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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開「積極不干預」的迷霧

區龍宇

最近曾蔭權一句「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引起了佛利民的攻擊，而本地一眾右派群起響應。他們時刻監察政府有沒有背離小政府大市場主義，是否已經走上「大有為政府」的「到奴役之路」。

政府過去真的不干預嗎？

其實，早在1992年，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就宣佈：「一些人認為，我的做法傾向於干預主義者，我不介意這種評價。確實我從來不喜歡『積極不干預主義』這個詞。這個詞在幾年前已沒有作用。我們應該承認的是香港已變得更加世故，政府要做的工作越來越多了，這也是一個十分殘酷的現實。我們不得不走鋼線。我們相信市場機制，但又必須注意，市場機制在諸如地產市場的表現，就明白不能總是讓市場來決定一切。」於是，「選擇性干預」就代替了「積極不干預」。畢竟，市場是會「失靈」的，而在香港已經發展為金融中心的時代，任由市場失靈，其對普羅市民帶來災難，還是其次(對統治者而言是其次) ，但是對整體大財團利益帶來災難，那就不是鬧著玩的了。我們回顧一下罷：1965年的銀行風潮，1973年的股市風潮，1982年的港元危機、銀行風潮、1987年股災、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當「自由」市場造成兩極分化的時候，這在官商眼中不過小事一樁，政府自然可以繼續堅持「自由放任」政策。但是，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它就不可能袖手旁觀了。

如果那位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夏鼎基尚且會推行大型建屋計劃，全資興建地鐵，而後來的彭厲治接管了四家銀行，實行固定匯率，可說早已預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政策已經不能不調整了。經過了1929年的華爾街大災難和吸收了對破產銀行見死不救的後果的教訓，有哪個政府還敢這樣「自由放任」？1982至1986之間，一連串的銀行危機使八間華資銀行不是被政府接管就是被非華資銀行收購。然後，1987年翟克誠花巨資挽救股災，實行金融三級制、設立金融管理局等等，那麼，再由麥高樂宣佈「積極不干預」已死，又有甚麼令人奇怪呢？1998年曾蔭權花一千億元跟金融抄家對賭，又有甚麼奇怪呢？令人奇怪的倒是那些一聽到曾蔭權一句「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就大驚小怪的人。

任志剛在幾年前也說：「自由市場有效地分配及運用有限的資源……上述理論有許多假設其實很難實現，甚至會脫離現實。因此，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是自由市場未能使社會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使政府有理由參與……供應方或需求方對價格信息及供求的價格彈性的反應出現時間滯後，價格便可能會極度不穩定，造成巨大的社會代價。此外，供應方或需求方所屬的市場的可能存在結構問題，造成不公平競或壟斷。」(2003年6月13日信報)

這些右派其實並不反對政府拯救股市和樓市這種政府干預；他們反對的只是政府發展社會福利而已。所以實際上他們不反對政府幫助大財團，而只是反對政府幫助普羅大眾而已。他們當然不便說得那麼白，所以就拿抽象的學理去矇騙大眾，說甚麼自由市場就是最好的經濟機制，所以最好的政府政策就是自由放任、積極不干預，或者頂多是選擇性干預……

無限制「自由市場」的惡果

撇開「自由市場」必然造成兩極分化這一點不談，凱恩斯主義學派正確地指出，市場經濟本身並不能經常自然達到均衡，而是相反，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自我毀滅。另一位著名學者Karl Polanyi說：

無限制的市場「對人們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後果非筆墨能形容。真的，如果不是後來採取針對性的保護措施，使它的自我毀滅的機制在行動上受到制肘，那恐怕人類社會早就絕滅。」[1]

不是任何一種「市場」都具有上述那種破壞力。如果市場只限於產品和服務的交換，那麼這種市場調節的破壞力就少很多。只有資本主義市場才這樣。它和歷史上其他市場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不單是產品的交換，不單把產品變為商品，而是首次普遍地連人的勞動力也變成商品。南極的另一面是北極。勞動力的商品化的另一面就是資本買入勞動力的使用權的自由，就是資本的剝削自由。不僅是資本剝削工人的自由，同時也是大資本剝削小資本的自由，於是小資本紛紛破產，大資本發展為壟斷資本及其最新形式──跨國公司。在這晚期資本主義，壟斷資本甚至兇惡到連地球生態也要剝削淨盡。

但是這種瘋狂剝削最後一定導致人類社會的解體和自相殘殺。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走向惡性競爭，經濟競爭走向政治和軍事競爭，再發展至全面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禍害已經史鑑昭昭。

新自由主義就是大財閥全面反攻倒算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統治階級的開明派一方面在世界工人運動以及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下，另一方面自己也多少吸收了三十年代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世界大戰的教訓，開始實行「有管制的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

如果香港人在過去幾十年生活較好，部份原因正是因為戰後香港，特別是從1970年代以來，香港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放任」，而是對市場有一定程度的限制──當然比西方低許多，但畢竟有多少限制。香港法律上有過租金管制；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則在實際上減少了私營房屋的市場份額。公立教育和公共醫療同樣保障了多數公民的人文發展的機會。

但是，凱恩斯主義雖然湊效一時，到了七十年代，它已經再沒有辦法阻止世界經濟陷於衰退。這個時候，工商界和政府紛紛再次轉向自由主義，重新乞靈於市場機制，特別是把刺激資本家的投資慾望作為政策核心。蘇聯的崩潰進一步加強了統治者進攻普羅大眾的信心。因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採用經濟自由主義，所以才會叫做新自由主義。它是相對於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而言。所謂新的歷史條件，就是指戰後大大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和公營事業。在這個情況下重新推行經濟自由主義，自然首先需要推倒這些福利和公營事業。所以，不嫌簡單的話，新自由主義可以說不過是對戰後福利國家的全面反攻倒算而已。這就是為甚麼私有化、解除市場管制、推倒勞工法律、消除赤字、為資本家減稅等等，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政策內容。

香港在西方盛行福利國家的時期也多少跟了點風，在沒有根本改變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框架下，發展了一點政府干預和「福利主義」。但是，在反攻倒算時期，本地統治精英自然也不甘後人，也立即引進一點新自由主義。所以，福利可以削減，公營服務可以私營化、商業化。可是，由於市場不靈而引起的問題卻並非可以撒手不管的。何況這類干預本來就不算多。而特區政府這類干預，根本是為了整體大財團的利益著想。曾蔭權只會繼續在這條劫貧濟富的路上走，絕對不會後退。那些右派一聽到曾蔭權一句「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就立即跳將起來，以為他要大派福利，大蓋公共房屋，不過是神經過敏，反映出他們那種貪得無厭的醜態而已。

結論

1.     香港政府從1970年代起，的確對原有的自由放任政策有了若干調整，混合了若干政府干預和社會福利的成份。所以，把那時開始的經濟起飛和普羅大眾生活的改善統統歸德於自由放任，根本是誤導。實際上這個成果部份地應該歸德於政府干預和發展福利。

2.     至少從1998年起，特區政府明確地收縮福利和公營事業，在這方面是明明白白走回頭路，(或曰新自由主義) 。但是在市場失靈時，政府仍然需要出手干預──這方面沒有甚麼重大改變可言。即使這類干預有時會侵犯個別財團利益，或者更常見的、犧牲小資本家利益以成全大財團或整體資產階級利益，特區政府仍然會這樣做。這根本毫不新鮮。

3.     普羅大眾當然應該理直氣壯地反對在社會福利和公營事業上走回頭路，也就是要反對新自由主義，但是必須連帶反對古典的經濟自由主義，這個反對才有力度。[2]

4.     為了普羅大眾的利益，我們贊成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有必要為解決資本主義市場所帶來的惡性競爭和巨大波動而採取的干預。但是只要一天這個政府並非由普羅大眾選舉產生和受到後者經常的監督，我們不相信它能夠真正為普羅大眾解決到問題。這樣的政府畢竟仍然是商人政府，所以，它對市場的干預，頂多也只為財團暫時解決一下市場失靈時的問題而已。

[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Beacon Press, 1957, P.76. 

[2] 我們要區別開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兩者並非一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