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個烏托邦？

科里士

2007年3月16日

現場的電視直播，據說是美式的選舉辯論，加上傳媒對曾蔭權和梁家傑表現的種種比較，似乎香港人真的可以選擇我們的特首了。梁家傑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香港是否贏了，假如我們將梁所說的「香港」理解為一般大眾的話，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實踐和觀察，很大程度取決於組織化的勞工與民主派政黨和政治的關係如何發展下去。

當前的民主運動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提高了香港工人的意識，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1]。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獨立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如較有機會落實的最低工資）。

對於精英民主派的冒起，部份基層運動中的朋友表示焦慮，但在現階段似乎是難以避免的。這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組織化的勞工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以至取得政治上的領導權，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總的來說，現時仍處於勞工運動100多年來的低潮（雖然在部份新興工業國有不同），在低潮中只能回到群眾最基本的需要，工資、工作條件和衣食住行去鞏固和建立對組織的信心，去組織未組織的新勞工。但是，在低潮中，我們也需要思想上的建設。有幾個困擾勞工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

民主選舉對工人的意義在哪裡？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雖然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但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其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工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在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小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2]。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在離我們很近的台灣，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工會也成功爭取後工時限制。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例如今天我們看到的台灣，和19世紀末的英國一樣，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歐洲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在近年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新冒起的南美工人政黨執政國家也不能幸免。例如巴西總統盧拉是一位工會領袖，前幾天美國總統布殊來訪，討論在巴西種植甘蔗用于能源用途，受到反對農業單一化的農民和環保組織的抗議，出現了警察和示威者的劇烈衝突。在英國，差不多同一時間學生和環保組織為反對更新核潛艇而包圍議會大廈和核設施。盧拉的勞工政策也和英國的貝里雅一樣，繼續執行其前任人開始了的新自由主義方向[3]。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淺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並沒有後者那麼明顯[4]。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巴西一類的負債大國，要落實社會民主政策就更加困難。但是經濟因素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傚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獲新工黨提名成為上議院議員的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最近不斷為將貝里雅主義和第三條道路推行到法國為代表的「老歐洲」而努力，大力推介勞動力彈性化、有工作才有福利等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政策[5]。勞動力彈性化和減低勞動保障一類的政策確能在短期內創造就業機會，因為勞工成本減低了既能刺激本地投資又能吸引外來資本。法國的統治者或許真的受到壓力。但問題是，假若法國的勞動市場改革得比英國還彈性和有競爭力時，Giddens一類的社會學家可能就會為了他們國家的「利益」和競爭力而推出新的建議。那麼我們要問，這種競爭到何時才能停止？馬克思主義評論家SimonClarke在分析歐盟新成員的工業關係時指出，歐洲的社會夥伴（SocialPartership）傳統為新成員國的工會抵抗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基礎，但是要在基本上扭轉形勢，需要一個社會歐洲的綱領，需要將工會鬥爭從一國提昇到歐洲的層面[6]。我們在亞洲情況或有不同，首先是沒有歐盟一樣的機構，但道理是一致，就是國際主義的重建，一些具體的跨境（或國）支援運動有助於這方面的思想交流和經驗累積。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最近，英國其中的兩大工會T&U和 Amicus 準備合併，期望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新的工會組織，聲稱將用他們10%的收入用于組織未入工會的勞工，包括移民勞工。對於來自工會的這種積極和進步的舉動，工黨國家教育及技能大臣就明言，要削弱工會的黨內投票權[7]。但是，工黨內部不是沒有進步力量，從侵略伊拉克到重建核潛艇設施，到勞工和教育政策，貝里雅都要面對大量來自黨內的進步議員的反對。就在95位工黨議員反對重建核設施的第二天，Anthony Giddens在衛報發表評論[8]，觀點之一是貝里雅的繼任人布朗若要贏得下次選舉，就必須「處理」工會和工黨內的左翼。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9]。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的政治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在香港，工人的代表不容易在選舉中勝出。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Liddle 和 Michielsens 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 （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 of 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她們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10]。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 和Michielsens 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小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 和 Michiesens 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勞工民主運動的目標是什麼？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在這一點上，代表工人利益的民主和梁家傑主張的民主存在著若干不同。在辯論會上，梁表示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為商家提供公平的投資環境。但是，正是這種競爭力，令歐洲工人爭取了一個世紀的福利保障瓦解或者面臨危機、令全球各地工人的勞動條件出現「尋底競爭」、令缺乏競爭力非洲大陸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因飢餓而死亡。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或許是烏托邦，但正是沒有了「烏托邦」（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象和追求），令工人運動在過去20多年節節敗退。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新社會運動或者社運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新社會運動與工人組織應維持什麼關係？

和其他社會運動合作、擴大團結基礎，幾乎成了各地進步工會組織的共同主張。工會在新社會運動那裡得到不少啟發，對女工、外來工、青年勞工的組織和重視，對環境、人權等議題的關注，內部運作上的民主和透明化，都被新成立的國際工會聯盟（ITCU）確認為未來的重點工作。

西方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游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在這裡看到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核心性，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但也帶出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平等和多元的問題。所以所以分化和統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有不同的策略和判斷。

回到今天，世界不少國家，傳統工會運動因為自身的機構危機，例如會員數目減少、影響力減少，也有受到新社會運動的影響，近年有不少進步。上述英國工會的合併和組織外來工的努力[11]，就是其中的例子。當然工會組織的民主化和其他改革，還有很長的路還走。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群眾組織之外的社會運動或者非組織化的活躍分子，如何和群眾組織（特別是工會）走向有機的結合，以什麼樣的策略去爭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12]？我們看到各類社會論壇（世界、亞洲、歐洲、香港等等），看到各類工會和民間組織的聯盟。這些嘗試有很大進步意義，也留下一些問題，下一步要怎樣走？回答這一問題，也在回答左翼的組織和政治力量應該如何累積和重建。

以上是一些零碎的思考，希望清晰的答案能在具體的實踐中能誕生。

（本文轉載自「監察全球化聯陣」網頁。）

[1] 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 And Class, 75 93 - 101 (0309-8168)

[2] 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 http://www.unionhistory.info/

[3] 參考此書中有關巴西的章節：Phelan﹐c. (2006) (ed.) The future of organised labour : global perspectives Oxford : Peter Lang, c2006.

[4] 此觀點見 Collier, 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例如： Giddens, A. (2007).  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 Polity

[6] Clarke, S (2005) 'From European Union to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the new member states and accession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2004',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36 (6), 592 - 612 (0019-8692)

[7] 報導見 http://eurofound.europa.eu/eiro/2006/12/articles/uk0612019i.html

[8] Giddens, A.  Labour doesn't need to be coy about its egalitarianism. Guardian (15/3/2007) 見於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story/0,,2034040,00.html

[9] 此觀點﹐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 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0] 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 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9 (1369-1481)；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 Liddle, 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 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1] 有關英國工會組織波蘭移民工的報導見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170000/newsid_6175100/6175155.stm

[12] 有關知識份子在勞工運動中的角色，馬克思主義主義者之間的辯論可見 Neary M and Dinerstein A (2002) (ed.) The Labour Debat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heory and Reality of Capitalist Work London and New York: Ashgate